赵 润 生

 

刘东生，和我从1931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相识。他为人朴实；待友诚恳；勤勉好学；谦虚自恃；几十年如一日。其品德与成就，非我辈所能企及，亦非笔墨所可尽述者也。

南开中学重视素质培育和德、智、体、美、群的平衡发展。张伯苓校长提倡运动、以健身为强国之本。东生好游泳，曾代表天津市参加华北运动会。我们组织“秋队排球队”战胜南开大学队获全市冠军，取得参加全运会资格。少年好胜，形成共性。

1931年入学正值“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三省，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又节节入窥华北。驻扎在天津日租界的“皇军”策动“便衣队”制造天津事变；又策动冀东自治；发动“百灵庙战役”；指使日本浪人从海陆大量走私破坏我国的工商业经济。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救亡热潮，北平、天津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南开中学组织了天津市的大游行和赴南京请愿活动。1937班高中毕业之时，正是“七·七事变”全国开始抗日战争之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死伤数千万的全民大流亡，终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缴械投降而告终。

在昆明西南联大几年中，1937班同学中，奔赴延安者有之，参加滇缅远征军者有之，跟随红军、新四军、刘邓大军转战南北者有之，然殊途同归，正如在台湾的汪敬熙同学所说：“其爱国之心一也”。在西南联大就读的1937班同学曾以一班之人立在昆明为劳军演出《日出》数场，轰动春城。而东生跋涉边县，研究地质未曾一日闲逸。有一次结伴骑驴游黑龙潭，东生介绍幼年随父驻皇姑屯车站，亲眼看到日军谋炸张作霖专列的情景，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胜利后，我赴沪过南京，特到地质所访候东生，见他卧两层木床的下铺，生活甚显节俭。1955年冬，在北京与长康嫂结婚，也未肯请假数日作蜜月游。可见他一心扑在研究学术上的锲而不舍精神为我辈所难及。

1937班原有同学三百余人，经过几十年的颠沛流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武斗争，很多失去联系。后来经过孙常龄、王载宏、殷汝棠、方圻、刘东生、朱光焘、邵曾敭、胡祖望等多位同学的提议在方圻同学家举行餐会，决议着手编辑“班刊”。已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册。每次得到东生的大力支持，出力出资，抓时间联系，厥功甚伟。

东生除当选两届人大常委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主席，是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仅这些奖项，就足以说明他研究的成果是具有赤金成分，为世界公认将载入史册的价值。由于他过分伤耗了体能和心血，不得不撒手离开他心爱的国家、妻子、朋友而逝去。作为老同学岂能不为此悲恸！

我们相处这几十年，他没表现过丝毫自傲。周游国内外，只要该地住有旧日同学旧友，即使是要爬五六层楼，一定要做到面访问候。他每次出国参加高级学术会议，都要把材料和邀请函寄我一份，让我共享他的荣誉和快乐。每次班级聚会，只要他在国内，从未缺席过。他看到老友的信，听到老同学们诉说自己的琐事，好像又回到年青时代，有难以抑制的快乐。

我们曾经逐位评说过1937班的学友，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同学中有不少专家、企管，也有一般干部，但无论职位高低没有一个贪污渎职分子”。

长康嫂告诉我，东生安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离李大钊烈士墓很近。我的父母早年葬在那里，我和我妻子的墓地也离得不远。我们的墓碑是请东生兄题的字，不久我也会长眠在那里。

“生死之交”，铭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