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受人尊敬的科学家

 

 

刘    强

 

我的父亲刘东生院士于2008年3月6日在北京突然仙逝。所谓突然，对我来说是因为他在病情突变前一直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谈话逻辑性强，神情自然从容，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他认为是在养病，好了还能工作，我也是那样认为的。父亲去世后，亲朋好友们安慰我最多的是，你的父亲91岁高寿，一生受人尊敬。父亲一生读过的书、完成的工作量、讲过的课、写的文章、培养过的学生；父亲一生作为地学家走过的路和在全世界结交的同事朋友，不是一个平常人91年可以完成的，这也许是父亲一生受人尊敬的真正原因吧。父亲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人友的境界。

我出生于1961年，父亲已经44岁了。第一次知道父亲受人尊敬是我学龄前在爷爷奶奶家的卧室里发现2幅放大的照片，其中一幅是父亲在希夏邦马峰考察时在世界屋脊的冰川旁工作的英姿，另外一幅是父亲考察凯旋时受到原国家体委主任李达的接见和嘉奖似的身影。因为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我通过爷爷奶奶的指点才知道照片中哪个是我的爸爸。那时爷爷奶奶的邻居和朋友来家里串门，每次谈到国家的栋梁人才，我那时还不太明白说的是谁？我看到爷爷奶奶欣慰的神情，想象可能大人们谈的是我的父亲。

文革中父母把我接回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北郊大院生活，刚开始住15号楼2层的一个两室独立的单元，可是没有过多久，家里被抄，我那时可能在幼儿园没有赶上，周末回来时发现，我们被迫搬到13号楼4层的一个三室单元与另外两家人同住，我们家四口人住一个16平米的大间。那时，我父亲50岁了，一个人把重重的书籍从15号楼2层搬下，然后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慢慢搬到13号楼4层，后来还经常要把蜂窝煤等搬到4层，我没有看到有人帮助他搬。在文革期间他是忍受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身体折磨啊。那时，在北郊大院每次红卫兵和工宣队让我父亲等人游街和批斗他们时，我母亲就找借口不让我出去，所以，我没有见过我父亲蒙冤受屈被打挨斗的场面。有一天清晨，我上幼儿园，看到一群人在幼儿园门口扫大街，有一个人向我招手，我看到是我爸爸，可是那时我虽然小，但知道扫大街的人全是“反革命”，我没有答应就跑进了幼儿园。其实那群人全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地学科学家，我父亲还是他们中资历最轻的。后来4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和父母提到幼时的这个经历，可它给我留下了永久的愧疚和伤痕。我当时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希望父亲母亲是军人或工人，甚至是农民，就是不愿意是知识分子。上了小学一年级同学们爱比谁的父母官大、工人是几级工或农民出身最苦。因为班里大部分是大院几个所里的子弟，有人说我父亲是科学家，我告诉他们不是，就是普通的职员。我把我的出身填为职员家庭，从上学起一直填到我1986年出国。后来他们几个人回家去问一个同学的爸爸，他爸爸是老干部，是地质所的领导，他们回来给我传话，那位同学的父亲说：刘东生，大科学家！那是1967年的事。现在我和我的发小同学还有联系，他的父亲也已过世了。在文革最黑暗的日子里，科学家还是受人尊敬的。在我7岁孩子的心中我也似乎明白什么人是科学家。

后来，我父亲被调到贵阳地化所工作了，离开了北京。我母亲也常外出，不是下放就是出差，我也在学校里混日子。1976年，突然有一天凌晨天旋地晃，我们家住在4楼，邻居家里哭天喊地乱作一团，那天，我父亲来北京出差正好在家住，我也很慌张直让我母亲快钻到床下躲躲，我母亲没有动，我父亲平静地说是地震了，他手扶着门框，让我们也到那里。1976年唐山的大地震，在北京有3~5分钟的剧烈晃动，后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全部住单位搭建的临时地震棚里，每天不是聊天就是打牌，一天天的打发日子。每天晚上，我父亲都到13号楼的楼门口，利用那里还有微弱的灯光，坐在马扎上看书或写东西，发生余震可以很快地逃离。我那个时候15岁，每天在大院里到处闲玩，在北郊大院的几十栋楼里，我没有看到像我父亲那样看书和工作的人。我们楼下三层住着地质所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其中一个小儿子小学毕业学历，是木工，当时不到30岁，我那时觉得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生活，也许有机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我就和他学习木工手艺，后来学到能做沙发和小柜子了。他对我说，你父亲是读书最用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父亲用功，我那个时候不读书，他们说我干活的专注还像我父亲。后来，这位木工师傅，1980年以他小学的文化学历和对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无限热爱直接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所认识的人全是父亲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只是听说过有些不同学术观点者，我没有听说过父亲有什么学术对手和敌人，我确信认识我父亲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用功和勤奋。

我小学五年毕业就上带帽中学了，就是五年的和六年毕业的同时上中学，所以我们那一年同年级的学生人数特别多。我上中学是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儿，托了不少关系才进入北京13中的，文革期间我在那里也没有读什么书，唐山地震后我就在北郊住着，和城里的学校失去了联系，9月份开学了，我回13中，看到没有人，小操场全是地震棚，我就又回家了。快秋天时我还到北郊沙河去游泳，在今天的奥运村附件，我发现那里有很多高射炮，还有士兵在站岗，那时北京处于战备状态。我在开学后一个月，10月份回校的时候已经粉碎四人帮了。我在现在国贸附近的北京齿轮厂学工，还是在车间里听到邓小平上台，知道又有了高考。实际上，我是1977年拿起书本读书的，我父亲还在贵阳，他给他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在湖北芷江教中学的朋友写信，让他们把老的高中课本给我寄来，不久我就收到了很多五十年代的高中数理化教材。我1979年参加高考，当时是手工判卷子，时间很长，我们13中的老师们参加判卷子，发现了我们学校的考卷，记下了几位同学的成绩，我提前2周知道了我的高考成绩，我的非官方成绩在北京13中是第一名。那年我们13中出了北京文科状元，理科也有几个成绩很好的，我最后的成绩是学校理科第三名。一段时间后，我父亲回家说所里有同事和他握手向他祝贺，他不知道什么事，后来才知道是我考上清华大学的事，我好像一生中也只有这一次做了让他比较自豪的事。他对我说要是爷爷知道我考上清华大学一定会很高兴。我爷爷没有上过学，但无师自通，动手能力很强，但他在74年已去世了，只有我奶奶知道我考上大学了。

在我出国读书的很多年中，我父亲给我写了大量的信，鼓励我读书、教书和做科学研究。我把所有的信件全部保留着，很多信我无法详细的回复，因为那时我虽然读完了博士学位，也想去名校做科研和任教，但终因能力不够和信心不足没有成功，我已经没有一颗平静做学问的心了。 后来信件来往少了，开始发些传真。再后来，我父亲又给我的儿子写了大量的信，鼓励他在国外也要学习好中文。这些希望我们全没有让它们实现，可以想象那是我父亲在百忙中给我们写的信，这些也可能是我父亲对我最为失望的事。后来，我离开高校和科研所到公司里面工作，逐渐和父亲失去了谈话的话题，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他多次劝我回到科研教学工作中，可是随着兴趣的消失和年龄的增加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每次谈话总是不欢而散。但我还是关注我父亲的科研工作和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爱听他讲起地学界的故事和西南联大的经历。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说我父亲得了一个国际大奖，我没有在意。后来听我父亲说是国际环境科学的泰勒环境成就奖，他说得也很平常，后来我到网上查询才知道泰勒奖是国际环境最高奖。我那时还在瑞士居住，我们全家到美国参加了泰勒奖的颁奖仪式和晚宴。前一届泰勒奖得主，世界著名人口问题专家美国的科恩教授用他温文尔雅的大家举止和高屋建瓴的优美语言介绍了我父亲的工作和成绩，当时大会全体人员自动起立，用长时间的掌声来祝贺我父亲的成就，一个中国地学家的世界级成就。

我父亲2006年体检时发现淋巴癌，我没有认为非常可怕，因为我知道他会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他还会挺过这次考验，希望他能够以百岁高龄走上他野外考察的路，那么他心里将会更爽的。他住院后因为化疗，我去病房看他的时间不多，但每次他总和我聊很长时间，聊到筋疲力尽，他聊起他70多年的科学经历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学伟人们的一些真实故事，他能够讲到非常细微的地方，还给我讲以前一些地学家的市场头脑和会做生意的能力，比如在20~30年代地质界做全国地图集的时候，有个地学家把图集改编成高中地理课本，全国发行，结果名利双收。我由于工作关系到山东莱阳，我父亲和我谈起他1950年发现的青岛鸭嘴龙（恐龙）化石的故事，他谈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非常激动，如数家珍，荣辱得失，欣慰遗憾都毫无保留，那天他直谈到手举不起来，话说不出来，我母亲让我快走，我父亲生气地对我母亲说：是我让他留下的。那天我和他在301医院的病床前留下了最后的合影，合影是用我的手机和我母亲的相机拍照的，是在父亲去世前两周。我回到山东专门去了莱阳的金刚口村找到了我父亲发现中国最完整的一窝恐龙蛋和恐龙化石的地方，那里除了一个小碑没有什么纪念性的东西，我又到莱阳博物馆也没有发现老照片，我电话中和我母亲说了，本来想我下次看他给他看我在金刚口拍的照片再听他讲当年发掘的故事，我2008年3月5日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已经靠仪器维持生命了，第二天3月6日，一颗最具有活力的心脏，不知疲倦，高效率地跳动了91年，慢慢地在仪器屏幕上成为一条水平线，时间是上午11点52分。

在写回忆父亲逝世一周年纪念文章的时候，我才细细地想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全部加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少天，因为我小的时候他要么去野外考察，要么被关进牛棚；我上小学中学的10年，他在贵阳工作，他回到北京工作，我已经在大学住校，后来家里有了中关村的房子，宽敞了，我又出国留学，在家中总是来去匆匆。这次就算是我和父亲的第一次谈心吧，话题是一生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我把它献给支持我父亲一生第四纪科学事业工作的学生、同事和他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