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勤奋、刻苦、勇于科学创新的地质学家——永远怀念老伴刘东生院士
　　作者：胡 长 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1）
　　
　　2008年3月6日我永远也难忘那悲恸的时刻。记得3月4日白天，我还像往常一样，在病床边给你服药、喝营养液等；还不时和你聊一会儿天，盼望你胃口好起来，不久出院，回家休养。当时你精神很好，头脑清晰，还惦记着专著“黄土与干旱环境”的出版和“黄土与地球系统”专著的撰写工作的进展等等。但是到了晚上11时，风云突变，你的呼吸局促起来，医生立即劝你用上呼吸机，因为插了管子，你不能说话了；这样你闭上了眼睛，慢慢地睡着了。到了第二天（3月5日）你没有醒来，医生不断用药，当务之急要控制住肺部感染。但是一夜从仪器上显示你血压不稳，心率不齐。到了3月6日上午11时22分，你的心脏停止了搏动。天哪！真是晴天霹雳，你就这样在睡梦中和我们永别了。你的病情变化如此之快，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大家都非常悲伤和惋惜。当你的心脏慢慢地停止跳动时，在病床旁有医生、护士和你的亲人、女儿、儿子，大家沉痛地向你行了告别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你还活着，你还在我的身边。因为自从你查出有病一年半以来，我日日夜夜都陪伴在你的身边，你不像有病的样子，除了给你输液和作检查时，你是个病人，平时你不是看书，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只是医生关照你不要外出，防感冒、防感染、尽可能谢绝探视。因此，你的音容笑貌，行动举止，不断思考探索创新的精神，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以前你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你去南极、北极、你去南海，你走过祖国大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经常不断的离别、别离，不管你离开我们多长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你终究还能回来，我们彼此还能享受欢聚的喜悦；可是这次你永远不回来了，怎能使我不伤感呢！叫我如何能不想你呢！

2006年9月17日一年一度给院士们检查身体时，查出你体内淋巴结肿大，需要住院作进一步检查。当时我内心有些紧张，你还比较镇静。当天下午还按原计划给科学探险协会2006年年会工作“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的报告。第二天（9月18日）你住进了医院。经过两个星期全面检查，确诊你得了非霍奇金B细胞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这种病的表现不易被察觉，它是无痛性、进展性，缓慢地在破坏你的免疫力。我及时地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汇报了你的病情；并特别要求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治疗。领导非常关心和重视，很快得到了上级批准，于10月11日住进301医院。301医院各级领导和医务人员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多帮助。在医生们精心研究后，制定了用“单克隆抗体”治疗的方案。治疗了三个月以后，效果明显，一部分淋巴结缩小了；于2007年1月11日出院，回家休养。以后经过第二次、第三次住院治疗。在治疗间隙休养期间，你像健康人一样，在家看书、查文献、尤其在2007年6月份你连写了几篇文章，为《黄土与干旱环境》专著写了“跋”（让历史的光辉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现代地质科学时期后的中国黄土研究）等。第三次住院，你住了52天，于8月24日出院。8月27日~30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研究所和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共同组织的，主题为“东亚季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第三届洪堡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有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和学生约有130人参加；其中有你的国外友人：EGU名誉主席Andre Berg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Geoge Kukla等及中国学者汪品先、安芷生、符宗斌、丁仲礼院士等。你很重视这个会议。因此在8月29日，你还精神抖擞，很高兴地出席了会议。在开幕式上EGU名誉主席Andre Berger 宣布你在黄土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而获EGU“洪堡奖章”。我事先考虑你刚出院，免疫力还低，最好不外出参加会议；但你很认真，一定要亲自出席会议，我难以劝阻。遗憾的是第二天你就发烧了，感染了；而且接连几天吃药，体温仍旧不退，不得已于9月7日又第四次住院，治疗肺部感染。从11月开始你的食欲出现了问题，胃口不好，医生每天查房都嘱咐你多吃！多吃！我以为只要能多吃，病就会好了；因此又请了中医大夫给你调理胃口。12月4日出院回家后，胃口开始有所好转，精神也好一些；但好景不长，不久胃口又不好了，体力下降。这样到2008年1月21日又第五次住院，这次住院43天，一直到最后因肺部急性感染，呼吸衰竭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和你相识、相知、相伴半个多世纪。1951年8月我从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是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当时你刚从山东莱阳发掘恐龙化石回到北京，临时也在新生代研究室上班。那时，你是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工作的，只是南京、北京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领导都是杨钟健先生，你和我都在同一个名师指导之下学习和工作。这是我们初次相识。1953年初，国家迫切需要找矿的人才，你响应号召，放下古生物研究离开杨先生，去找矿了。也是这一年，你正式调入刚成立的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你出差去内蒙地质考察、找矿八个月。我因为在学校没有学过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因此杨先生和你有时间时都给我讲古脊椎动物学，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增进了友谊，成了良师益友，终身伴侣。1954年，我们同时都参加了河南三门峡水库坝址的综合考察，在三门峡你开始从事黄土研究。1955年起，你所领导第四纪研究室里的同志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地质学院的年青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共同在山西、陕西、甘肃和宁夏广袤的黄土高原上考察，完成了东西和南北向十条大剖面的调查，行程上万里，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综合考察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基本保证，成为我国黄土研究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步台阶。考察结束后，你们终于在50年代的野外工作，尤其是十条大剖面的基础上，结合是内的分析研究，于1964~1966年陆续出版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分与结构》三本论著。

为了“十条大剖面的调查”还有故事呢！在故事中不能忘记当时担任地质所业务处处长的老干部彭会同志。因为当你提出，为了要查明我国黄土的分布、厚度、地层结构和黄土的特点等，设计了大面积网络状路线调查的方案。这一方案一经提出，室里同志们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第四纪室刚成立，力量有限，财力困难的条件下，作一两条剖面，就足以查明基本情况了；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彭会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还请教了其他专家，认为你的方案更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他深入细微地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快统一了思想，同时又从实际出发，认真解决人力不足等问题；这样很快成立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第四纪地质考察队；而且彭会同志还亲自参加了考察活动。如果没有彭会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支持创新，并在野外工作结束后坚持从理论上总结，可能后来的局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1985年，你有根据前三本专著发表后的新成果，根据国际学术发展的动向，又出版了《黄土与环境》专著，着重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和古土壤的多次叠覆，赋予黄土层和古土壤层以不同的古气候意义，并探索用黄土层和古土壤层中不同的生物遗存、它们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差异来指示他们形成是气候环境的差异，从黄土 - 古土壤序列探讨了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多旋回的特点。《黄土与环境》英文版的出版，使得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黄土的研究热，也奠定了中国以黄土为代表的第四纪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在研究黄土 - 古土壤序列时，你早就注意到第四纪时北方气候愈来愈干旱的趋势，思考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你一直在考虑青藏高原隆起与中国北方干旱化的内在关系。因此，非常想找机会去青藏高原实地考察。事有凑巧，1964年初一天，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在地质所门口马路上碰到你，他告诉你：“中国科学院应国家体委要求，要我组织与率领一支小型的登山科学考察队去喜马拉雅山希夏邦马峰考察，问他有无可能参加，并领导地质组工作”。你就说：“多年进行的黄土研究总结告一段落，我乐意参加远征喜马拉雅山的工作”。事情就这样定了，当时你身体很好，身体检查也完全合格。到2月，你便和考察队员们一起出发了，在两个月的科学考察中，你与考察队员一起，历尽了千辛万苦，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你们在6000米处岩石中发现了一种阔叶树高山栎的叶片化石，使你们幸喜若狂。因为高山栎现在生长的上限高度不超过3000米，这种化石发在现在6000米高处，不但获得了青藏高原隆升的证据，还清楚表明了喜马拉雅山一带青藏高原的隆升幅度。后来你在六、七十年代多次组织青藏高原的综合考察时，就提出了“青藏高原隆升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的课题。以后在你、孙鸿烈、施雅风、郑度等先生领导下组织了多次青藏高原多学科综合考察，参与的科学家也很多。历时4年，编写出版了多部青藏高原研究的专著，又在1980年5月举办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处，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青藏科学讨论会，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将中国青藏高原研究的成果介绍给世界。

1968年至1979年，你在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十一年。在庆祝地球化学所40华诞之际，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你说：“贵阳是我第二故乡，地化所是我成长的地方”。你感受到地球化学所是一个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研究所。地化所领导和同志们大力支持了第四纪的成长。古地磁和14C测年在中国从地化所发展起来就是一个明证，而广州地化所第四纪研究室和西安的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现在它叫“地球环境研究所”）的成立，更是直接受益于地化所时期第四纪科学的发展。

你在贵阳和同志们共同调查地方克山病的水土病因，以及北京官厅、西郊、京津渤的环境调查、规划、预测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和贵阳地化所的同志们一起做的。从卤碱的发现推广，到“环境地质与健康”刊物的出现，“环境地质学”、“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开创，你与贵阳地化所的老所长凃光炽教授都倾注了很多心血。凃先生是你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同学，你们从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在同学中能长达70年时间里经常地在一起读书、工作、生活的人是太少了，如果回顾一下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巨变，那就更觉得者七十年在一起确实是难得的人生了。你在庆祝老友80华诞日子里，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人格魅力感人的科学家——凃光炽教授”的纪念文章，就是你们并肩走过70年的最好写照。

你远离家里亲人在贵阳十一年中，无论在工作上和在生活上都得到同志们多方面无私的照顾和帮助，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你周围的同志能够关心你，照顾你，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你从事地质事业六十余年，一生勤奋、刻苦、勇于科学创新，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对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和你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在遇难昆明西南联大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你自己说：“我在南开学到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南开培养了我的奉献精神。”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老校长说：“允公允能是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即不仅要有为公的品德，也要有实现为公的才能。你就是按照南开精神去做的。你是南开中学37班毕业生，37班是南开中学少有的人才大班之一，英才济济。这个班凝聚力特强，近十几年以来，你们编著出37班班刊，如母校百年（1904-2004）校庆时的“庆贺母校百年校庆特刊”和1937班毕业70周年（1937-2007）时的班刊第六卷：“新世纪特刊”。2007年你给你的同学，班刊编委会负责人赵润生先生在信中提到：“一个班能够在连续出版六本班刊，用自己的足迹展示近一个世纪的里程，这看来是空前的，这也是37班的生命力所在吧！”在班刊里，你写了“我的地球‘三极’之行”、“从南极中国长城站寄来的信”等文章，向同学汇报你的足迹里程。

我和你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你给我讲的故事是很多的。记得你曾经和我讲起，1946年当你刚刚踏上科研的道路，在南京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学习脊椎古生物。这一年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晚上都要到陈列馆二楼，标本室旁办公室里去看书，每当阅读闻名已久的那些著名古生物学家们的巨著的时候，仿佛自己和那些科学巨人在对话和交谈，忘掉了其他，沉醉于他们的科学发现和对人类贡献的苦与乐之中，你感叹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啊！现在，每当我静下来。或者在阅读你的著作、文稿和信件时，也仿佛又在和你对话和交谈，忘掉了其他，沉醉于你对人类贡献的苦与乐之中。回想你对祖国，对地质事业，对老师和同辈，对学生和后辈的热爱，使我仿佛在梦中重温和你从五十年代起一直到新世纪的日日夜夜。

尽管你经常外出工作，我们也曾分居两地十多年，离多聚少，但与你结伴而行半个多世纪，我感到我的人生是幸福的。现在你离开了我们，但你的精神永在，它时刻激励着我前进。